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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读会193期:究竟是谁写的信 活动报道

阅读量:4715 发布时间:2019.12.17

        1982年1月16日,香港杂志《广角镜》第112期发表了德国学者马汉茂(Helmut Martin)辑的《给郁达夫的信》。读了马汉茂先生所辑录的二十三封信,王映霞本人马上于2月19日写信给《广角镜》做了声明。在声明中,王映霞承认其中的十封信是她写的,是真实的,而“其他的以我(王映霞)的口气写的或者署我的名字的“信”,都不是真的。” 王映霞根据什么理由否认那些信?信里有什么秘密?这些秘密是否和郁王的婚姻破裂有关?这一段民国往事在本期敏读会中,由杨斌博士为我们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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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起:《广角镜》发表的“郁王”信函。真实的10封信被收入郁王通信,另一封是郁飞给爸爸的信。 其他的信函是什么?王映霞为什么说不是真的? 王映霞说的对吗?有没有别情?究竟是谁写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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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10月,长沙遗失的信函,1939年燕孟晋火中拾取;在1940年林艾园亲见,1949年林艾园香港借读;1956年林艾园上海获赠,接着,林艾园被抄家;文革后期部分退还;许杰介绍王映霞;林艾园赠送王映霞;王映霞赠送李远荣;李远荣转让。一位中文系学生某君,在经手发还一箱东西时,对林艾园说:“郁达夫的信就不还你了。”林艾园不敢说“不”,他以为信函还存在中文系,直到几年后听说说中文系未见到郁达夫信函,才意识到郁达夫信函已落入私人之手。通过这样一个时间轴,我们由此可以总结出:


    第一:燕孟晋拾取的信件:1、部分在朋友借阅时失散;2、剩下的归林艾园

    第二,林艾园获赠信函:1、抄家退还时被扣留;2、退还部分十几封赠给王映霞;3、以后发现的赠送上海图书馆

    可谓“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批我认为永远失掉的书信,经过几十年之后,奇迹般地出现了,得到朋友们的帮助,其中一些信已结集为《达夫书简——致王映霞》出版。那么《广角镜》发表的信可能是燕孟晋借阅失散的那部分。


    节选《广角镜》发表的信函


依次以“一二三四”列了二十三个文件, 虽然以“信”为名,其实其中有些不是信。  第一个是“协议书”,是郁王二人1938年7月9日签署的和好的文件;第二个是署名“王映霞”答应“今后当绝对与许君断绝往来”并由“郁达夫君收存”的文件,即大家所知的“收据”; 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和二十三则归为“附录”。第二十是“通知郁委员”报销“赴第三战区视察所用之旅费洋贰百九十一元七角”的“领据”,应该是关于郁达夫去第三战区视察的报销事。第二十一、二十二和二十三没有明确的落款,同时可能也只是信件得以保存的部分内容。

剩下的文件则都是信件,包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共十七封。我们一封封来看署名。第三封署名“Anne”; 第四、第五、第六、第八、第九、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署名为“映”或“映霞”;第七封署名“望舒”, 即戴望舒;第十封署名为“阳春”, 即郁达夫的儿子;第十六、十七封署名为“迅”,即鲁迅;第十八封署名为两字,前一个似乎是“立”,后一字为“德”, 根据王映霞的解释,当为陶亢德;第十九封署名为“志摩”,即徐志摩。

王映霞:“看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汉学家 Helmut Martin(汉名马汉郁)所编的题为《给郁达夫的信》,并附有所有书信的影印件。我看后惊喜交集,因为自从1982年5月我经友人之助,编注郁达夫给我的劫后余烬的94封《达夫书简一一致王映霞》以后,又发现了一批给郁达夫的书信。23则新发现的书信(包括附录残简5篇)中,除戴望舒、陶亢德、鲁迅致郁达夫信3封外,10封是我的笔迹,我立刻写了一份声明,说明10封信为我所写,而有两封不是我写的信也张冠李戴,栽在我的名上,我自然要声明,请《广角镜》的编辑部加以更正。他们收到后,即在118期上刊出我的声明,予以更正。”


    “这10封信均写于1938年9月22日郁达夫离汉寿到福州期间。这期间郁达夫给我的信仅保存下来自汉寿到福州途中的9张明信片,到福州后致我的信经过几次劫难,未曾发还给我,可能已经毁掉,也有可能至今仍留在某些人的手中。我无法推测究竟如何。”


      其中包括1938年7月9日两人的协议书 (胡健中和周企虞的见证):

     达夫、映霞因过去各有错误,因而时时发生冲突,致家庭生活,苦如地狱,旁人得乘虚生事,几至离异。现经友人之调解与指示,两人各自之反省与觉悟,拟将从前夫妇间之障碍与原因,一律扫尽,今后绝对不提。两人各守本份,各尽夫与妻之至善,以期恢复初结合时之圆满生活。夫妻间即有临时误解,亦当以互让与规劝之态度,开诚布公,勉求谅解。凡在今日以前之任何错误事情,及证据物件,能引起夫妻间感情之劣绪者,概置勿问。诚恐口说无凭,因共同立此协议书两纸,为日后之证。

 

     还有一封是郁飞写给父亲的信,而王映霞在上面添加了几句话;

对于研究两人婚变颇有意义。信件表明,王映霞当时心理还是倾向于和郁达夫和好;经济紧张,王映霞希望郁达夫寄款提供路费;王映霞扶老携幼,实为不易。


     1982年1月《广角镜》112期发表的《致郁达夫的信》,包括了二十三份信函、文件。这里面,有戴望舒给郁达夫的一封信,有郁阳春给爸爸郁达夫的一封信,有鲁迅给郁达夫的两封信,有陶亢德给郁达夫的一封信,有徐志摩给郁达夫一封信,有关于郁达夫的报销单据,以上共七份文件、信件。

在剩下的十六份文件中,王映霞承认了十封信,以及第一份文件即“协议书”;否认了第二份文件,也就是传闻已久的“收据”也即王映霞的“悔过书”;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第三份文件,也即署名“Anne”的信,不是王映霞所作。以上共十三份文件, 则还剩下三份文件,也就是上面相加讨论的文件“二十一”、“二十二”以及“二十三”。

关于这三份文件(都是信件),王映霞声明:“其他的以我的口气写的或者署我的名字的‘信’,都不是真的。” 王映霞的这句声明,颇有不通之处。


     首先,这三封信件从内容上并无“王映霞”的署名,只有文件“二十三”大概是信封上有“王映霞先生转”的字迹,这个不是署名,更不是“王映霞的署名”。


     既然如此,王映霞为什么要说“署我的名字的‘信’”这样的话么?她担心马汉茂或者其他人还收藏有署名为王映霞的信件?或者,莫非她担心“以我口气写的”信或许有署名而因种种原因没被辑录上去?

其次,王映霞声明中称“其他的以我的口气写的或者署我的名字的‘信’”, 那么, 王映霞究竟是指哪封信或者哪几封信是以她的口气写的呢?上述二十三份文件和信函当中,属于信件而未知写信人的只有“二十一”、“二十二”和“二十三”这三封信函。


     而笔者已经分析,文件“二十一”和“文件二十三”是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只有文件“二十二”才是王映霞声明所指的信件。文件“二十二”其实应该是两封信,第一部分可能是王映霞写给许绍棣的,第二部分是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所以文件“二十二”的第一部分是王映霞写的。她1982年初读到这封信时,是心知肚明的。只是因为信中没有署名,所以她才可以那样声明。


       不过,文件“二十一”、“二十三”和文件“二十二”的第一部分,虽然不是王映霞写的, 却是王映霞收的,都是王映霞和许绍棣精神热恋的产物。其实,王映霞没有什么必要故作不知,或者加以掩饰。她大可以大大方方地承认,因为这几封信恰恰证明了她和许绍棣只有精神上的倾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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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10月,长沙遗失的信函,1939年燕孟晋火中拾取;在1940年林艾园亲见,1949年林艾园香港借读;1956年林艾园上海获赠,接着,林艾园被抄家;文革后期部分退还;许杰介绍王映霞;林艾园赠送王映霞;王映霞赠送李远荣;李远荣转让。一位中文系学生某君,在经手发还一箱东西时,对林艾园说:“郁达夫的信就不还你了。”林艾园不敢说“不”,他以为信函还存在中文系,直到几年后听说说中文系未见到郁达夫信函,才意识到郁达夫信函已落入私人之手。通过这样一个时间轴,我们由此可以总结出:

    第一:燕孟晋拾取的信件:1、部分在朋友借阅时失散;2、剩下的归林艾园

    第二,林艾园获赠信函:1、抄家退还时被扣留;2、退还部分十几封赠给王映霞;3、以后发现的赠送上海图书馆

    可谓“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批我认为永远失掉的书信,经过几十年之后,奇迹般地出现了,得到朋友们的帮助,其中一些信已结集为《达夫书简——致王映霞》出版。那么《广角镜》发表的信可能是燕孟晋借阅失散的那部分。


    节选《广角镜》发表的信函

依次以“一二三四”列了二十三个文件, 虽然以“信”为名,其实其中有些不是信。  第一个是“协议书”,是郁王二人1938年7月9日签署的和好的文件;第二个是署名“王映霞”答应“今后当绝对与许君断绝往来”并由“郁达夫君收存”的文件,即大家所知的“收据”; 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和二十三则归为“附录”。第二十是“通知郁委员”报销“赴第三战区视察所用之旅费洋贰百九十一元七角”的“领据”,应该是关于郁达夫去第三战区视察的报销事。第二十一、二十二和二十三没有明确的落款,同时可能也只是信件得以保存的部分内容。

剩下的文件则都是信件,包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共十七封。我们一封封来看署名。第三封署名“Anne”; 第四、第五、第六、第八、第九、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署名为“映”或“映霞”;第七封署名“望舒”, 即戴望舒;第十封署名为“阳春”, 即郁达夫的儿子;第十六、十七封署名为“迅”,即鲁迅;第十八封署名为两字,前一个似乎是“立”,后一字为“德”, 根据王映霞的解释,当为陶亢德;第十九封署名为“志摩”,即徐志摩。


     王映霞:“看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汉学家 Helmut Martin(汉名马汉郁)所编的题为《给郁达夫的信》,并附有所有书信的影印件。我看后惊喜交集,因为自从1982年5月我经友人之助,编注郁达夫给我的劫后余烬的94封《达夫书简一一致王映霞》以后,又发现了一批给郁达夫的书信。23则新发现的书信(包括附录残简5篇)中,除戴望舒、陶亢德、鲁迅致郁达夫信3封外,10封是我的笔迹,我立刻写了一份声明,说明10封信为我所写,而有两封不是我写的信也张冠李戴,栽在我的名上,我自然要声明,请《广角镜》的编辑部加以更正。他们收到后,即在118期上刊出我的声明,予以更正。”


“这10封信均写于1938年9月22日郁达夫离汉寿到福州期间。这期间郁达夫给我的信仅保存下来自汉寿到福州途中的9张明信片,到福州后致我的信经过几次劫难,未曾发还给我,可能已经毁掉,也有可能至今仍留在某些人的手中。我无法推测究竟如何。”


      其中包括1938年7月9日两人的协议书 (胡健中和周企虞的见证):

     达夫、映霞因过去各有错误,因而时时发生冲突,致家庭生活,苦如地狱,旁人得乘虚生事,几至离异。现经友人之调解与指示,两人各自之反省与觉悟,拟将从前夫妇间之障碍与原因,一律扫尽,今后绝对不提。两人各守本份,各尽夫与妻之至善,以期恢复初结合时之圆满生活。夫妻间即有临时误解,亦当以互让与规劝之态度,开诚布公,勉求谅解。凡在今日以前之任何错误事情,及证据物件,能引起夫妻间感情之劣绪者,概置勿问。诚恐口说无凭,因共同立此协议书两纸,为日后之证。

还有一封是郁飞写给父亲的信,而王映霞在上面添加了几句话;

对于研究两人婚变颇有意义。信件表明,王映霞当时心理还是倾向于和郁达夫和好;经济紧张,王映霞希望郁达夫寄款提供路费;王映霞扶老携幼,实为不易。


      1982年1月《广角镜》112期发表的《致郁达夫的信》,包括了二十三份信函、文件。这里面,有戴望舒给郁达夫的一封信,有郁阳春给爸爸郁达夫的一封信,有鲁迅给郁达夫的两封信,有陶亢德给郁达夫的一封信,有徐志摩给郁达夫一封信,有关于郁达夫的报销单据,以上共七份文件、信件。

在剩下的十六份文件中,王映霞承认了十封信,以及第一份文件即“协议书”;否认了第二份文件,也就是传闻已久的“收据”也即王映霞的“悔过书”;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第三份文件,也即署名“Anne”的信,不是王映霞所作。以上共十三份文件, 则还剩下三份文件,也就是上面相加讨论的文件“二十一”、“二十二”以及“二十三”。

关于这三份文件(都是信件),王映霞声明:“其他的以我的口气写的或者署我的名字的‘信’,都不是真的。” 王映霞的这句声明,颇有不通之处。


     首先,这三封信件从内容上并无“王映霞”的署名,只有文件“二十三”大概是信封上有“王映霞先生转”的字迹,这个不是署名,更不是“王映霞的署名”。

既然如此,王映霞为什么要说“署我的名字的‘信’”这样的话么?她担心马汉茂或者其他人还收藏有署名为王映霞的信件?或者,莫非她担心“以我口气写的”信或许有署名而因种种原因没被辑录上去?

其次,王映霞声明中称“其他的以我的口气写的或者署我的名字的‘信’”, 那么, 王映霞究竟是指哪封信或者哪几封信是以她的口气写的呢?上述二十三份文件和信函当中,属于信件而未知写信人的只有“二十一”、“二十二”和“二十三”这三封信函。


      而笔者已经分析,文件“二十一”和“文件二十三”是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只有文件“二十二”才是王映霞声明所指的信件。文件“二十二”其实应该是两封信,第一部分可能是王映霞写给许绍棣的,第二部分是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所以文件“二十二”的第一部分是王映霞写的。她1982年初读到这封信时,是心知肚明的。只是因为信中没有署名,所以她才可以那样声明。


     不过,文件“二十一”、“二十三”和文件“二十二”的第一部分,虽然不是王映霞写的, 却是王映霞收的,都是王映霞和许绍棣精神热恋的产物。其实,王映霞没有什么必要故作不知,或者加以掩饰。她大可以大大方方地承认,因为这几封信恰恰证明了她和许绍棣只有精神上的倾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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