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首页 闵图动态 敏读会173:悬而未决的启蒙——五四百年的历史省思 活动报道

敏读会173:悬而未决的启蒙——五四百年的历史省思 活动报道

阅读量:1271 发布时间:2019.05.16



    1919年的5月4日在北京发生了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打开了全民族进行彻底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斗争的序章。5月12日周日下午13:30,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唐小兵老师带我们穿越百年的时空长河,重访五四一代知识人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多元启蒙思潮为背景,展现五四新文化前后中国启蒙运动的历史源流和复杂面相,述说那些悬而未决的启蒙与五四百年的历史省思。本期活动共吸引了122位读者参与。


    五四有两种含义,我们一般意义上讲的是1919年5月4日的学生爱国主义运动一直到后来6月3日的上海罢市罢工等等的社会运动。而广义上的五四是1915年前后开始以安徽籍的陈独秀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这一期刊为代表所形成的新文化运动。两个五四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家国天下


    今天我们经常会讲到的一个词语家国天下,唐小兵老师的老师许纪霖先生出了一本书也叫《家国天下》。从家国天下这个关键词的切入来谈对五四的理解:


    第一点什么是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学生和年轻人在那个时代对家的理解和我们今天是很不一样的,今天我们提到家都会想到是温暖的港湾,但对从晚清开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这代人来说家代表着一个对个人的人生构成压抑和束缚的牢笼。谭嗣同先生有句话叫“冲决网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到1920年代,很多年轻人很多报刊杂志开始呼吁要毁家救国,在家和国之间好像构成了一个矛盾的关系,放到今天是很难理解的。从传统的中国来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和国是非常重要的同构的关系。而到了晚清到了民国以后,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人对中国人就有很多的批评,认为中国人都是孝子贤孙,只知道是祖宗的儿孙而不知道是这个国家的国民。所以在五四这个时代对于家庭的理解对于家族的理解特别的负面化。求学空间同中国传统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使得当时的求学者虽然背负着家族厚重的期望,但所学到的自由平等等等的新思想却是与中国传统的观念格格不入的。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胡适。他是五四的一个领军人物,安徽绩溪人,于1910年考取了庚子赔款去到美国留学。他在赴美留学之前,他的母亲已经给他安排了一门婚事,一大家闺秀江冬秀。他到了美国之后,给母亲写信试图解除这门婚约,他觉得他这样一个新青年,接受新式的文化观念不能接受一个在乡土中国接受传统封建思想的女性,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对整个世界 也是一无所知,并且要跟她过一辈子。母亲回应说绝不能解除婚约,他最终还是迎娶了江冬秀。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会接受这个没有多少爱情基础的婚姻,胡适说:“我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另一个是鲁迅。他到日本去留学,他的母亲为他安排了一门婚事,叫他回来,他不肯回来,最终母亲以自己病重为由将其骗回家中完婚,但是两人始终是没有任何感情的。鲁迅鼓励青年学生追求自己的生活,但他说母亲定下的妻子是母亲给他的礼物,所以他没法拒绝。即便是这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也无法摆脱“家”这个牢笼,他们有怨恨但是又无法割舍。


    第二点是国的问题,在旧时代人们不知道有国家只知道有天下有朝廷有皇帝,国家的概念是后来传入中国的。中国传统的文化里特别强调夷夏之辨,1840年后中国的士大夫依旧以这种观念来面对西方的入侵。1895年中国败于日本以后给了中国很大的触动,所以之后才会有很多人去日本留学,去到其他国家留学,开始向西方寻求真理,有国家的概念形成。朱维铮先生曾写过一本书叫《走出中世纪》,中国是走出了中世纪,而陈旭麓先生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提到:“中国不是自己走出中世纪的,是被轰出中世纪的。”。中国近代的民主国家的形成是被动的,伴随着西方的船歼炮殒和一系列的战争,伴有强烈创伤记忆的民族主义情感。“国”的概念是被打出来的。


    第三点天下,是一个比较大的格局。中国的传统社会并没有对外扩张的理念,而是强调怀柔远人,强调民胞物与的儒家文化。在五四这个时代我们一方面接触了民主主义,同时也接触到了世界。


什么是启蒙?


    启蒙来源于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洞穴比喻,“一群人被铁链锁在山洞里,面向石墙,光的源头在他们身后,他们却看不见。他们只关心光射在石墙上所显现的影像,并努力揣想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终于,其中一人成功地粉碎了他的桎梏,转过身去,看见了太阳。目眩神摇之下,他四处摸索,结结巴巴地把所看到的讲出来。别人都说他疯了。渐渐地,他习惯了用眼睛去注视这道光源,然后,他的使命是回到洞穴的囚犯群中,引领他们走向光明。这个人是哲学家,而太阳代表学问的真理。惟有在这真理之中,我们才不以幻觉与影像为足,而是追求到真实的存在。”。启蒙英文是enlightenment,light代表光明,前缀en-表示致使……,所以启蒙在西方代表对真理的追求。在康德看来,启蒙就是敢于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在中国,鲁迅在《铁屋中的呐喊》讲到,“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余英时的《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也提及,“如果我们把‘启蒙’的概念当作一个隐喻,而不用之于比附,我们可以说,五四在一个最基本意义上与欧洲的启蒙运动截然不同。启蒙运动的哲士在抨击基督教、经院哲学与‘黑暗’中古时,他们是用古希腊和罗马经典来武装自己的。换句话说,他们接受了西方内在之光的引导。相形之下,为了见到白昼的光明,五四知识分子必须走出黑暗的洞穴——中国,而引导他们的光照则来自外部——西方。或者,借用毛泽东的名言,‘19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向西方寻找真理’。”。


五四启蒙的两歧性


    张灏先生的《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中有这样写,“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主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诅咒宗教,反对偶像,另一方面,他们却极需偶像和信念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饥渴;一方面,他们主张面对现实,‘研究问题’,同时他们又急于找到一种主义,可以给他们一个简单而‘一网打尽’的答案,逃避时代问题的复杂性。”。李大钊在他的一些文章当中也曾谈到过,民国初年的北平,既有打更的人,也有现代的闹钟的出现;既有人力车黄包车,也有现代的轿车;既有系着长长的辫子的人在路上走,也有穿着西服的人;……各种错综复杂对比非常强烈的生活形态和人群都存在于同样的一个时空里。五四这个时代,一方面是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强调科学救国,实业救国,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也要有我们自己的创造。另一方面五四这个时代又是热血沸腾的,发生了火烧赵家楼、到使馆门口抗议等事件,对于救国和读书两者如何取舍,青年们的内心都充满着“这是我的国,国家要没有了,我不能在安静的坐在书桌前了”的想法。对知识的探索不单单是为了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更是一种为知识而知识求知精神。



知识分子与启蒙运动


    不同派别的知识人面对启蒙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


    1.自由派知识人的精英意识与士大夫情怀。(丁文江、胡适、傅斯年等人)


    2.左翼知识人的平民意识与反精英主义。(恽代英、瞿秋白、施存统等人)


    3.学衡派知识人“中国文化托命之人”的自我认同。(吴宓、梅光迪、刘伯明等人) 

 

 

家族主义与反传统


    巴金的《我的幼年》中:“许多可爱的年轻的生命在虚伪的礼教的囚牢里挣扎,受苦,憔悴,呻吟以至于死亡。然而我站在旁边不能够帮助他们。同时在我的渴望发展的青年的灵魂上,陈旧的观念和长辈的威权像磐石一样沉重地压下来。‘憎恨’的苗于是在我的心上发芽生叶了。接着‘爱’来的就是这个‘恨’字。年轻的灵魂是不能相信上天和命运的。我开始觉得现在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了。我常常狂妄地想:我们是不是能够改造它,把一起事情安排得更好一点。”当时五四这代年轻人对社会的控诉来自于他们对家庭的不满,试图想从改造家庭走向改造社会。当时一个俄裔美国社会学者兰格的调查:1930年代中国的大学生和高中生的大多数出身上流和中流家庭。学生中父亲是实业家、官吏、军人或警察、专家、教育者、宗教人士、传统学者或中医等属于上流及中流阶层的占压倒多数(占大学生的75.1%、高中生的67.6%),这部分大多属于联合家庭,即家族仍旧具有支配性影响。这些人一方面有机会走出国门或到大城市求学,另一方面所依托的是大家族。大家族既是他们的一个庇护学费生活经济来源,又对他们有很多的要求和期望。新思想与旧家庭产生两个世界的冲突造就了“全盘性反传统主义”。


启蒙与革命


    张灏先生说,中国近代思想在1895年以后,传统的核心价值与宇宙观开始解体,在知识分子里产生普遍的精神失落与思想迷惘。在惶惶的文化解体过程中,他们急需一个新的个人与群体生命的方向感、文化认同与精神的归属感。到了五四时代,这种精神失落已经变得很普遍,形成一种文化基本取向的危机。五四健将罗家伦用‘回旋时代’来描写当时他们所面对天旋地转的精神世界,最能凸显这种文化取向的危机震撼。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五四知识分子的领导人物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一面高谈理性主义、怀疑主义、批判精神,另一面不时流露出他们需要新的‘宗教’。他们也像当时郭沫若一样,一方面要打倒偶像,另一方面也要追求偶像。针对这种吊诡的精神状态,张灏先生认为在激化的趋势之下,许多知识分子从1920年代至1940年代在马列主义与毛泽东的革命思想里,找到了一个新宗教,使他们在回旋的时代,能够于精神上维持方向感、认同感、归属感。


    这里举个丁玲的例子,丁玲是一个敢爱敢恨非常有追求的新女性,后来在革命中被捕失踪了。沈从文以为她去世了为她写了篇悼念的文章《记丁玲》,“一页新的历史,应当用青年人的血去写成,我明白我懂。可是,假如这血是非流不可的,必需如何去流方有意义?惟一些身在上海各人从一枝笔上得到群众的作家,失去了笔同时也就失去了他的武器,便毫无实力可言。如今放下手中的笔,来应付别一种事情,在‘用失其长’的情形中,是不是还能做出比好好的写一本书更可观的成绩?自己根本那么脆弱,单凭靠一点点信心,作着勇敢的牺牲,牺牲过以后,对于整个理想能有多少帮助,是不是还有人作过一番考虑?”。丁玲对这段文字批注到“我真讨厌你谈论革命。你懂得什么,只是庸俗的市侩”。


对五四的纪念


    殷海光先生在1969年去世前前几个月纪念五四五十周年的时候写了这段话,“狂热、幻想、激变、神话、偏执,总不是清明的思维活动的征象。我们不能说这些东西真的有助理想世界之实现。民主是‘社会健康’的产品。‘社会健康’回过头来又可增进民主。二者之间的循环是恶性循环反面的‘良性循环’。在这样的情境里,人的独立、尊严和存在的价值才能显现。科学所蕴含的是客观性和普遍性。只有客观性和普遍性撑起,才有‘理性’可言。如果一定要用‘理性’这样的字眼的话,那么我们不妨说科学是人类理性的结晶。人群的现代生活若无理性作骨架,我们不能想象怎样活得下去。现在,五四运动倡导‘民主’及‘科学’五十年后,民主完全落了空,科学的基本态度也很少被人接受。但是,如果二者是人的生活所必不可少的要素,那么就会有许多人不断的追求它们。如果有许多人不断的追求它们,那足见它们还是社会变迁的动力。如果它们还是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力,那么迟早可能有再现的日子。”


    五四已过百年,但五四精神将一直延续下去,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当要不断反省自己,继续努力发光发热,为社会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下一篇: 闵图妈妈小屋·亲子手工坊第36期——“软陶恐龙”报道